菜贩子，是我们这个城市生活中不能离开的群体。

  过去的一年，对来自安徽农村的陈作生来说，是平实、简单，但又五味杂陈的一年。他们夫妻俩的菜摊就在火车站一个家属区的巷道里。

  寒冬：夫妻的露天菜棚

  灰色塑料大棚紧紧靠在一幢楼房的侧墙下面。巷道一阵穿堂风袭过，鼓胀起来的棚子，摇摇晃晃。

  蔡金华忙得不可开交，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买菜的人越来越多。这一头，她称菜算账，那一头，有人问青椒、莲花菜的价格。

  “大妈，那个袋子里的莲花菜新鲜，是今天刚拉来的，青椒在筐子里！”

  棚子外面，丈夫陈作生将刚拉来的蔬菜码放在棚子旁边的水泥台阶上。

  “就这一趟，租车60元。”他挪动着装菜的袋子，嘴里不停地抱怨着。“要是每天租车，光租车费一月就得花去1800元。”这位身板壮硕的中年男子，此时情绪急躁，忧心忡忡。

  10多天前，张苏滩蔬菜批发市场搬到大青山后，陈作生和蔡金华夫妻俩和所有在兰州经营多年的菜贩子一样，他们往日贩卖蔬菜的平静生活被打破，正经受着兰州蔬菜市场从价格到批运多种环节的振荡。

  在火车站附近这个家属区的巷道里，陈作生和蔡金华夫妻俩已经经营了六七年的蔬菜批发和零售买卖。除了附近居民区的散客， 他们还给分布在麦积山路、皋兰路和铁路局的六七家火锅店和餐馆批送蔬菜。

  过去多年，夫妻俩和两个儿子租住在红山根，他们每天从张苏滩批发蔬菜，再到这里摆摊。由于每次批发蔬菜量大，当天剩下的，他们晚上收拾到三轮摩托车上，拉回红山根住的地方，次日拉运新菜，也处理剩菜。

  但是张苏滩蔬菜市场的搬迁，使他们遇到新的困境。为了节省时间，他们退掉租住房，索性在菜摊搭起棚子，白天送菜卖菜，晚上住在棚子里。

  “再没有退路！”陈作生说，他不忍心妻子跟着他一起在寒冷的冬天住在菜棚子里，“但这份苦不吃，就没有饭吃了。”夫妻俩索性将两个上学的儿子送到住在红山根的爷爷奶奶那里。

  在多年贩卖蔬菜的生涯中，露天搭棚是陈作生和蔡金华的一次拐点。

  接下来的事实印证了他们当初的判断。陡然变化的市场格局，让他们猝不及防。过去在张苏滩批发蔬菜往返不到半小时，早上7时，能按计划很轻松地将蔬菜拉回菜摊，但现在情形大不一样。

  张苏滩蔬菜市场搬迁后，由于通往大青山方向的红山根备战路还在改造修建当中，坑坑洼洼，尘土飞扬，开着三轮摩托车，陈作生不敢上路，试着雇车拉了几趟菜，“虽然菜价便宜，但往返近两个小时，成本一个劲往上蹿！1市斤菜不得不加上几分钱！”

  为了赶时间，降低成本，陈作生和妻子每天凌晨3时起床，赶往大青山蔬菜批发市场。

  “快点送菜，火锅店需要粉条10斤，蘑菇5斤！”菜棚子里面，妻子蔡金华一个劲地喊着催促。这会儿，属于临时送菜，时间紧急。陈作生发动起三轮摩托车赶紧出发了。

  变故：夫妻俩的伤心事

  今年38岁的陈作生，贩卖蔬菜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父亲年轻的时候从安徽肖县农村老家来到兰州铁路局工作。母亲一直在农村带着他们兄弟4人。作为小儿子，陈作生曾经梦想，有一天，父亲会带着全家进兰州，成为吃国家口粮的城里人。但直到父亲退休，只有一个哥哥顶班来到兰州，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无法养活一家人，陈作生少年时代的梦想永远没有实现。

  20岁出头的时候，他投奔兰州的父亲，在火车站擦过皮鞋、酒吧当过保安、开过出租。结婚后，他和妻子最终将谋生的方式固定在了火车站附近的这个巷子里。

  “社区照顾，不收费！”陈作生一直记着政府对他这个外来户的照顾。

  他和妻子蔡金华商量，“再苦，再累，只要生意能做得好些也值！”但去年12月30日，这对生活本来艰辛的夫妻，遭遇了一次无法承受的打击。

  那天，陈作生拉着一车菜去定西南路一家火锅店送菜，出来时，发现连车带菜被人偷走了。

  “7000多元买的车，是最好的三轮摩托车！”陈作生说，当天晚上，难过的妻子和他大吵了一架。但没有车，无法拉菜，也无法送菜，陈作生带着妻子的埋怨，又连夜买了一辆。

  “我们俩一年下来，只能赚上万把元，2009年，就算白干了。”

  当2010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陈作生和妻子蔡金华在他们的菜棚子里无法平静。

  2月3日晚上7时，两口子吃完晚饭，蔡金华收拾菜摊，陈作生夹着账本到皋兰路去要账。刚到三希堂饭店门口，手机突然响了。

  “下菜单的。”他说着，蹲下身子，将账本摊在饭店门口的台阶上，借着昏暗的灯光，一边接电话，一边记录菜单。

  “声音大一点，我在马路上，听不见！”

  “黄瓜5斤，蘑菇3斤，韭菜4斤……”八九个品种，30多斤，记录了一大张纸。这些临时记录的订单，收完账回去，陈作生还要重新抄在一本专门的“销货清单”上。当天晚上要账期间，陈作生接了6张订单，300多公斤蔬菜。

  在皋兰路一家菜馆，两家火锅店，陈作生收回欠款2300余元。另外两家没有要上。

  “要账很难，不是老板不在，就是拖欠不结账。”给餐馆批送蔬菜，“一周或10天结一次账，”让陈作生更头疼的是，最近蔬菜批发涨价，但根据10天订一次价的行业规则，批发价再高，“送菜在订价的期限内不能随行就市。”那些日子，1斤土豆批发价0.95元，但给餐馆送菜订价0.9元，“你就是赔本也得送菜！”

  要不上账的时候，陈作生只能客客气气。返回的路上，他不停地重复着这一句话，“去年一年，我很倒霉。”

  去年上半年，火车站附近一家牛肉面馆倒闭，老板跑了，店面转给了别人，欠账800元。陈作生去要账，“人家要和我打架，最后一想，算了。”还有一家火锅店也倒闭了，欠账8000元，用烟酒给他抵账。“一瓶皇台贡酒市场价40元，给我算100元顶账！”

  在这个行业，陈作生有时候感觉特别无奈，特别艰难。一家餐馆给了他2000元代金券给他顶替菜钱。“我们家，哪能消费得起啊？”为了尽快变成现金，1张100元的代金卷，他打折60元出售了，变成了1200元。

  还有，妻子蔡金华送菜，被交警抓住罚款400元；在张苏滩，批发了200公斤大蒜，被人偷掉，“1斤4元啊，1600元一眨眼工夫就不见了。”

  希望：让儿子在兰上高中

  在陈作生看来，春节没有过，他和妻子一年的辛苦还没有画上最后的句号。时至今日，他无法对即将过去的一年有个清晰数据。除了不少让两口子伤心、难过的事情，有两件事情还是让夫妻俩感觉很安慰。

  三轮摩托车被盗后，陈作生说，“小偷被抓住了，民警专门带着小偷指认现场，还经过打听找到了我。”这些日子，他正等待公安破案，期待将他的三轮摩托车物归原主。

  想到这件事有了好转的迹象，陈作生和妻子心情也舒畅起来。

  蔡金华说，“搭这个棚子做对了。”

  2月4日12时30分，陈作生给餐馆送菜回来，他钻进菜棚子，搓着冻得冰冷的双手，在火炉上烤了烤，感觉暖和了些，接着蔡金华的话茬，他说：“搭棚子做对了，儿子看着我们很辛苦也更用功了。”中午时分，周围居民买菜的少，夫妻俩难得一会清闲。菜棚子里，两人聊了些愉快的事情。

  2009年，陈作生大儿子上初三。期中考试成绩不理想，“他妈很生气，可期末考试一下子上去了，考了个全班第8名。”夫妻俩打算让儿子在兰州上高中，但他们担心户口不在兰州不让考。但有朋友告诉陈作生，根据规定，儿子可以参加兰州的中考。

  目前儿子学习不错，要是能在兰州上高中，“我们受多大的苦也值了！”陈作生说，儿子在兰州读初三，这是他们2009年计划里，“家中最大的事情。”

  在城里做家长，陈作生感觉无能为力，他很少开家长会。“文化程度低，老师讲的我们也听不懂。”在他看来，城里条件好，老师文化程度高，孩子送到学校他放心。即便是还有几个月大儿子就面临中考，陈作生还没有和班主任老师交流过一次。

  生活：城市夜晚的两面

  这些日子，陈作生除了拉菜、送菜，晚上有空闲时间，就是去要账。

  2月4日晚上7时，入夜时分，天气越来越寒冷，菜棚子里很安静，不时传出夫妻俩轻微的说话声。

  陈作生翻开一叠销货欠账单，大概算了一下还有8000多元的欠账。夫妻俩围着火炉又有些发愁，每年这时候要账就像过关一样，逼得紧了，“人家说，生意不好，没钱！”

  “不说了，赶紧去吧！”妻子蔡金华说。

  陈作生出门的时候，依旧那个样子，拿着个大夹子，戴着黑色绒线帽。他说，长时间骑三轮摩托车，落下了关节病。在铁路局，他就近到铁路局转了两家小餐馆，一家老板不在，另一家还算客气，让他第二天来。

  晃晃悠悠，一个小时后，陈作生又来到定西南路的一家火锅店，结了1张600元的欠单。

  出门时，陈作生指着对面的金岛咖啡厅说，“这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老乡给我说，那玩意喝了很提神。咱们去瞧瞧，明天再要（账），就权当放松一次。”

  咖啡很贵，陈作生最终决定要了10元一杯的酸奶。在菜棚子，每天风尘仆仆，他的手指尽管粗糙，但给人感觉不甚明显。此时，灯光下，乳白色的酸奶，精致的吸管，衬托着他裂纹清晰的手指。

  已经晚上9时20分了，陈作生一看手机，“还有一家订单怎么还不下？”

  周边的雅座上，都是成双成对的男女，没有一丝的喧嚣。陈作生小声说，“嘿！这地方和我过去呆过的酒吧不一样！”

  他抿了一口酸奶说，“我在西关什字一家酒吧当过保安，喝过人头马，好像1600元一瓶。你相信吗？”

  十五六年前，陈作生20岁出头。因为从11岁开始在河南少林寺练过4年的武术，后来，被亲戚介绍到酒吧当保安，“那时，一月600元，很值钱！”陈作生每天晚上6时骑着车子从红山根去西关上班，次日凌晨下班。

  那是一段不可能再有的生活，他无忧无虑。“能听着音乐，很开心。”酒吧隔壁是一家镭射放映厅，“混熟了，我看电影不要钱。上面演的都是‘好莱坞’。”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兰州的夜生活开始丰富起来。但对陈作生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刺激。一年后，他回家的时候，就听到一个消息，村里一个在外地打工的小伙子，看到城市无法企及的生活，竟然自杀了。从此，陈作生再没有去过酒吧当保安。

  他离开新鲜、快乐但又压抑的生活环境，回到了另一个风尘仆仆的现实。手指粗糙了，人沧桑了，但心里很踏实。

  人头马——酸奶。一个外乡中年菜贩子人生世界的两端，这是这个城市留给他人生里程中的两个清晰的印记。

  “没有你，我今晚不会到这里来！没有时间，没有这份闲心情！”站在东方红影城门口，陈作生继续念叨着，“老婆已经睡了，要是她出来看看多好！”

  夜幕下，天水南路灯笼高悬，点缀在树干和杈间的片状碎灯银光点点。陈作生感叹：“这像老家农村过年时，小女孩穿的碎花衣服。”

  他说，“城市里多好，农村晚上黑得很！”过年的气氛正在这个城市弥漫。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本报首席记者 朱静渊 实习生 阎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