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纪录片作为中国纪录片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扮演着忠实记录传统文化的角色，更是在当代价值重构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助力我国古老文明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技术进步和平台迅猛发展的今天，众多人文纪录片为了适应时代变化，纷纷转向灵活的小屏叙事方式。然而，传统文化纪录片凭借其独特的文献价值，依然保持着对制作完整长纪录片形式的依赖。这种坚持不仅为纪录片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也为纪录片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中国纪录片产业自十几年前起步以来，经历了持续而稳健的增长。截至2024年，市场规模已经突破百亿大关，培育了大量专注于纪录片制作的影视公司及工作室。在当前，无论是短纪录片还是微纪录片，题材多样，形式灵活多变;而长纪录片的发展趋势则呈现为两大特点：一方面，它们在设备器材的应用、现场拍摄以及后期制作等环节，正努力向电影级的制作规格和标准看齐;另一方面，它们追求电影化的表达方式，通过运用电影的镜头语言和叙事逻辑，在镜头的构图与转场等环节借鉴电影经验，力求与传统的电视专题片形成差异化。为了进一步提升纪录影像的表现力和艺术性，业界提出了“重工业纪录片”这一新概念。目前在国内，除了生态类纪录片之外，能够达到工业级水准的题材类型主要是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纪录片。
近年来，大批制作精良的大型传统文化纪录片纷纷立项。但在工业化时代的关键发展期，传统文化纪录片却未能跟上数字化时代的步伐，暴露出创新力不足等诸多问题。
传统文化纪录片的选题陷入同质化困境，市场对热点题材的过度追逐，导致创新动力不足与内容重复消费，使传统文化IP面临开发瓶颈，同时引发受众审美疲劳。以故宫题材为例，2020年播出的《我在故宫六百年》延续了《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的经典IP，制作规划严谨、品质精良。但相比之下，其收视率却大不如前。一方面，《我在故宫修文物》在观众心中树立了较高的文化标杆，观众对新片的期待值更高;另一方面，《国家宝藏》(2017年起第一季)、《上新了，故宫》(2018年起第一季)、《紫禁城》(2021)等纪实类电视片/栏目、纪录片的播出，以及无处不在的故宫文创和过度营销，让故宫题材不再神秘小众，甚至被过度物化。理论上，故宫题材丰富多样，但实际上，过度物化、反复消费以及相关主题难以推陈出新，使得观众逐渐对这类IP失去兴趣。
在非遗领域，同样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近年来，短短时间内，涌现出如《璀璨薪火》(2020年)、《天工苏作》(2021年)等多部高水准的院线级纪录片，以及《非遗里的中国》(自2022年起)等系列纪实栏目。然而，由于单个非遗项目往往难以独立支撑一部长篇纪录片的制作，因此影片通常会将多个非遗故事融合在一起，如打铁花、苏绣等代表性项目被频繁组合呈现。这种做法虽然丰富了影片内容，但也使得一些爱好者产生了审美上的疲劳。 非遗故事的主题往往集中在传承上，观众对于这些项目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早已有所预期。这种模式化的叙事方式，使得非遗在视觉呈现和故事新意上逐渐呈现出衰减的趋势。如何在保持传承主题的同时，创新叙事手法，提升影片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成为了非遗纪录片制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