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纪录片创作者不断尝试运用“故事化”和“电影化”的手法来突破传统框架的束缚，传统文化题材的长篇纪录片却逐渐显现出影像表达上的固化问题。在这些纪录片中，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解说词加画面”这一传统的处理模式。解说词往往以权威的姿态引领叙事，而画面则通过航拍、高速摄影、延时摄影等现代技术手段来增强视听效果。尽管这些技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观众的视听体验，但它们却往往忽视了深入挖掘故事本身及其内在逻辑的重要性。这种做法实质上反映了创作者在创作上的惰性，未能充分发挥纪录片应有的叙事深度和思想内涵。
采用全面视角的介绍虽然详尽，但可能让受众逐渐失去探索的兴趣和好奇。某些纪录片过于刻意地传授知识，甚至过于说教和生硬地提升主题，从而引发观众的反感。
情景再现也陷入两难境地。《河西走廊》开创的虚实结合策略在高清时代遭遇挑战。高清环境下，故事化演绎对服装、化妆、道具要求较高，若成本有限，多采用空镜或人物局部代替整体进行拍摄，观众代入感不强;若进行深度剧情化、实景化呈现，成本又成为难题。此外，启用职业演员也容易引发争议，如Netflix制作的《克丽奥佩特拉》，过度剧情化叙事和演员表演会让观众对历史真实性产生质疑，降低对影片内容的信任度。
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纪录片与剧情片一样，需要敏锐感知受众心理和行为变化，并体现在创作中。但在媒介生态快速迭代的当下，纪录片创作团队很难及时捕捉这些变化并应用于创作。
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走红，得益于其文化供给与青少年亚文化需求的精准契合。该片以“文物修复师”为核心，通过讲述个体工匠的工作和生活故事，展现了“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精神，引发观众情感共鸣，尤其吸引了年轻群体对这类“小而美”职业的关注。该片在B站走红后，借助年轻用户的二次创作实现破圈，成为现象级文化符号。而2020年底的《我在故宫六百年》同样讲述匠人故事，但匠人群体扩大，缺乏标志性人物，个体故事的深度和感染力不足。此外，主题从文物修复转向古建筑修缮，虽更宏大却偏技术性，“丹宸永固”“八大作”等专业术语让普通观众感到陌生。
《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纪录片表面上聚焦于美食的展现，实际上却深刻地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深入挖掘了农耕文化的深厚内涵，这正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然而，随着该系列的热播，类似题材的纪录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美食题材被过度消费，广告植入现象泛滥。与此同时，播出平台的变化，从传统的电视台单一播出，到院线发行，再到如今的流媒体平台分发，虽然极大地扩大了纪录片的传播范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纪录片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与故事片相比，纪录片在赢得观众信任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它常常被视为中国文化走向国际舞台的重要表达形式。为了增强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一些传统文化纪录片，例如《文运中国》和《中国的宝藏》等，尝试从外籍人士的独特视角来审视和呈现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尝试旨在既为国内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又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如预期，许多国内观众认为这些纪录片内容显得生硬且浅显。对于外来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要点的选取、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审美偏差以及肤浅的解读，普遍持否定态度。同时，考虑到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传播环境，这类纪录片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