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耳欲聋》这部电影大胆地拓展了电影艺术的表达边界。在这部作品中，“无声”这一元素被赋予了丰富的表意功能，它不仅仅是画面的一部分，更是传递情绪、共情人物、象征隐喻等深层叙事手段的重要载体。它成为了塑造听障群体形象最为关键和不可或缺的叙事元素。这种独特的感官体验，非但没有削弱影片的表达力，反而赋予了电影更深沉、更震撼人心的力量，仿佛无声之中蕴藏着比呐喊更为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心灵触动。
在这部影片中，导演巧妙地运用了三次视听代入手法，将听障角色的内心世界深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首先，在播放张小晨的伤人录像时，导演巧妙地抽离了环境音和人物对话，转而以黑白混沌的视觉效果，将张小晨内心的恐惧与慌乱具象化，让观众仿佛能直接感受到他的内心挣扎。这种处理方式，使得观众得以更真切地窥探听障角色的内心世界。 其次，在庭审现场，当张小晨出现时，妹妹张小蕊眼中含泪望向哥哥，周围的嘈杂声瞬间化为低频的嗡鸣声。此时，两人用手语交流，彼此间的挂念在静谧中流淌。在这一刻，法庭仿佛只剩下他们二人，情感在无声中流淌，这种“无声”的交流方式，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触动人心，展现了听障角色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 最后，在张小蕊接受助学资助时，当她发现提供助学金的企业正是诈骗他们房产、导致哥哥入狱的启航金融集团，影片将嘈杂的环境音短暂切入到她所听到的世界。此时，伴随着断续杂音的“无声”，这种“无声”化作尖锐的表达，成为大银幕上可视化的语言，传递出她内心的不解、愤怒与控诉。这种视听代入手法，使得观众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听障角色的心理状态，感受到他们的情感波动。
声音不仅能够让观众共情角色的处境、感受人物的情绪，更能直观地呈现出听障人士在现实中被剥夺话语权的困境：影片前半段，当CODA律师李淇踏入玩具厂大院，声音从城市的喧嚣过渡到低频的环境音，这种声音的转化清晰地揭示了闹市中听障人群聚居的角落与外界的疏离;潘阿姨报警那场戏中，她张着嘴、急切地用手比划，警察却无法理解她的意思，两人的沟通如同隔了不可穿透的屏障，直到黄毛出现，以威胁的方式将潘阿姨真实的报警诉求转译为“丢了一只狗”，真正的呼救声被无情遮蔽。这一刻，“无声”穿透银幕，让观众真切体会到了听障人士在寻求正义时面临的沟通壁垒与司法困境。
可贵的是，片中的听障群体并没有被塑造为弱势群体的符号标签，他们想要的不是怜悯与同情，而是公平和正义。他们是普通人，有好有坏，被骗是因为朴素又真实的情感和欲望，“给妹妹赚点学费”“给自己找个好点的养老院”“想戴个金镯子”，这些看似简单的愿望背后承载的是听障人士对生命尊严与美好生活的渴望。
如今，电影早已跳出在人物刻画上“非黑即白”的窠臼，塑造灰度人物已成为叙事的常态，但《震耳欲聋》的可贵在于对灰度人物把握得如此精准，对人性转变铺垫得如此细腻。檀健次以堪称精湛的演技，让李淇这个极具张力的灰度人物跃然银幕，在情感爆发力和人物完成度上都堪称教科书般的典范。
导演是个很会用镜头讲故事的人，片中几乎没有冗余的镜头，开头几分钟便把李淇的社会背景、职业身份、生存状态精准地勾勒出来：一个力图摆脱听障家庭标签，想拼命往上爬，却在现实中屡屡受挫的青年律师。他之所以同意接手张小晨案，在媒体面前承认自己的CODA身份，只是出于名利的考虑，想要利用此案打造一个被公众认可的人设。终于，他名利双收，却面临着合作伙伴汤律师的离开与张小蕊的“鄙视”，争吵中他那句“我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有错吗?我想让自己、让别人看得起我，我有错吗?”的辩白，如一把利刃一次次剖开他内心的挣扎与不甘，同时也拷问着我们每个人：当个人利益与公平正义冲突，当“社会规则”与道德良知相悖，我们是否还能守住内心的底线?
影片中，对李淇自我救赎之路的刻画尤为引人注目。与众多电影中人物因单一事件便瞬间“顿悟”的常见套路不同，导演独具匠心，巧妙地通过五个连贯的事件，逐步展现李淇内心的挣扎、动摇以及最终的转变。首先，当董主任前往律所找他，希望他能协助听障群体运用法律手段捍卫自身权益时，李淇却急于与这一群体划清界限，选择了冷漠和回避。随后，夜晚回到玩具厂大院，他发现曾给予他温暖的小卖部老板老马也深陷诈骗案中，这在他的内心掀起了波澜。 醉酒之余，他偶遇了一位法律系的大学生，将其视为偶像。大学生告诉他，许多同学都受到了他的影响，毕业后将投身法律援助事业。接着，在路上，他与张小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张小蕊指责他为“哑巴”后，李淇情绪失控，将长期压抑的情绪全部倾泻而出。当他提到“有个人跟你很像”时，内心的天平开始剧烈摇摆。最终，当他目睹吴阿姨因绝望而选择以煤气自杀，内心的正义感被彻底唤醒。 这五个事件不仅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在情感层面上层层递进，富有层次感。这种渐进式的情感发展，使得李淇的成长与转变显得极具说服力，令人印象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