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盼已久的电影《飞行家》终于与观众见面了。当预告片一经上线，我本以为它会如同库斯图里卡执导的《亚利桑那之梦》那样，带我们进入一个充满超现实色彩和荒诞梦境的世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既浪漫又贴近现实的故事。在这部影片中，上世纪70到90年代的东北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不再是那个萧瑟凛冽、让人心生寒意的景象。理想与现实的交织，并非以对抗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展现了个体在面对时代变迁时的妥协。尽管如此，影片的基调并非悲凉，反而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这片土地上独有的坚韧与生命力。
无论是在大银幕还是小荧屏，发生在东北的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要么是欢快热闹的喜剧，要么是自带阴郁悲凉的基调。而后者通常是“冷”的，这并不是指该类故事的创作者都偏爱寒冷的冬季，而是在经济改革、工业衰落的大时代背景下，东北人经历了由盛到衰的命运转向。外部环境的寒冷赋予了这片土地独特的戏剧张力，从而诞生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其中，悬疑犯罪故事格外丰富，比如《白日焰火》《漫长的季节》《无证之罪》等。
《飞行家》的原著小说也是“冷”的，虽然是生活流的故事，却带有一种浓郁的悲凉。电影对其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编，影片中的李明奇(蒋奇明饰)不再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他和高雅风(李雪琴饰)之间的爱情是纯粹的、朴实的，二人的家让他的理想产生了新的意义。
此外，导演鹏飞为影片注入了淡淡的幽默，不是通过刻意造梗让人捧腹，而是从角色的性格出发，把东北人的喜感融入生活。比如，李明奇第一次见老丈人(姜武饰)时穿了一双能露出大脚趾的破袜子，局促不安地蜷着腿坐在炕头。小舅子高旭光(董宝石饰)一边在厂里值班一边复习英语备战高考，正读着“thief、thief”，一转头就看到来送饺子的李明奇，丝滑地喊出了“姐夫”。再比如，影片引用了86版《西游记》在长春取景拍摄时被许多路人偶遇的真实事件，李明奇为了宣传舞厅，模仿佐罗装扮驾驶热气球在天上打广告，偶然救下在林子里迷路的“师徒四人”，取经团队和佐罗一起乘坐热气球离开，画面荒诞又滑稽。就这方面而言，虽然《飞行家》看起来与导演鹏飞的前作《又见奈良》完全不同，但却延续了那种生活流的幽默，让影片的诸多情节虽然严肃，但观感并不沉重，总体呈现出“东北淡喜剧”的模样。
李明奇执着于“上天”，因为“高度变了，视野就变了，视野变了，想法就变了，想法变了，世界就变了”。他和那个时代无数民间科学爱好者一样，期待用自己的技术带领大家走进新世界。但他的理想却有些生不逢时，每次“飞行”的结局都出乎意料：要么赶上陨石雨，险些丧命，不得不遵守与老丈人的约定，再也不搞降落伞;要么是自制的飞行器炸伤了小舅子的手，还弄丢了两个人的工作。
在原著中，李明奇的追求理想之路充满了悲壮色彩，家庭成为了束缚他的无形枷锁。然而，在改编的电影中，家却成为了他回归的灯塔，犹如他重返地面时所指的那一点，为他飘摇不定的脚步提供了坚实的依靠。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抉择，李明奇的选择并非单纯的“妥协”。他始终没有放弃对飞行的热爱，在高雅风的鼓励下，将现实中的种种挫折化为前进的动力。在舞厅里，李明奇翻译外国人对他的自制飞行器的质疑和批评，影片并未过多展现他的委屈与不甘，而是通过高雅风的引导，让他重新审视现实：“舞厅还开吗?”“当然开，我们要好好经营，让它开往北京、上海，甚至外国，最终登上火星，建造火箭，我们一起飞向宇宙。”“好，那就照你说的做。”高雅风的出现，化解了理想与现实碰撞时的那份悲凉。在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个体唯有不断前行，才能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在原著之中，李明奇被描绘为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象征。然而，在电影改编中，他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鲜活的个体。他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而为了替侄子筹集治疗疾病的资金，他重新站上了挑战自我的高峰。那一刻，理想与现实在他身上交织，两者相互依托，密不可分。现实为理想注入了更为坚实的底蕴，而理想则让现实焕发出新的希望。尽管李明奇无法带领所有人走向新的世界，但他却成为了家人的守护者和英雄。曾经那个时刻梦想着飞向蓝天的“飞行家”，在站在电视塔尖，勇敢地向下飞跃的瞬间，他的名字和理想合二为一，变成了“飞行，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