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阳＂花县＂与石崇金谷园，揭开桃花超越牡丹的文化密码

又是一年春意盎然，赏花时节如期而至。提及古都洛阳的著名花卉，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必然是被誉为“甲天下”的牡丹。牡丹之雍容华贵，不仅代表着其自身的高贵气质，更象征着那个盛唐时期般的繁荣盛世。然而，今人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牡丹盛开的绚烂之前，中古时代的洛阳早已被另一种花朵的绚丽所装点，那便是中原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桃花，它们以独特的风姿，为这座千年古都增添了一抹别样的春色。

考古研究业已明确证实，桃树作为我国的重要树种，其原产地便是我国。关于桃树果实被用作食物的历史，据推测起源于我国南方地区。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野桃核的遗存，这表明桃树果实作为食物的历史悠久。相较之下，桃树作为食物传入中原地区的历史则相对较晚。在距今约3000年的安阳殷墟遗址中，尚未发现桃核的踪迹，说明桃树在中原地区的普及和使用可能还要晚于南方地区。

在遥远的西周时期，桃树已在洛阳盆地周边广泛种植，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时，武王姬发率领军队剪除商朝的统治，胜利归来后，他曾在华山之阳牧马，在桃林之野放牛。这里的“桃林”并非虚构，而是一个真实的地名，它位于现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与陕西省潼关县之间，是洛阳盆地通往关中平原的必经之地。随着周公旦在洛邑的营建，河南西南部至江汉平原北部出现了《诗经》中的“周南”这一地名。而“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句脍炙人口的名句，正是出自《诗经·周南》中，成为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经典之作。

考古证据显示，西周初期华北已经出现桃的栽培品种，但“桃林”这样的地方或仍以野生品种为主，果实的鲜美与后世有很大差距。先秦时代的良种桃大概极为稀缺，否则春秋时“二桃杀三士”的逻辑就显得更加不可思议。

两汉时期，北方桃树的人工培育取得很大进展，新品种层出不穷，甚至伴随丝绸之路远传至西域。唐代史家专门记录一笔的撒马尔罕金桃，就是中原品种在中亚再度改良优化的成果。随着良种桃树经济价值的不断凸显，大面积人工栽培成为可能。

西晋时，那位少年时因丰神俊朗而被首都仕女围观的潘岳，在河阳县(今洛阳市孟津区境内)任职，下令百姓在洛阳城北的丘陵山地广种桃树和李树。这一可能原本出于改善百姓生计考虑的施政措施，使河阳意外获得“花县”的美誉，桃花的观赏性在此凸显。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庾信甚至将“河阳一县花”与“金谷满园树”相提并论。

金谷园是潘岳政治盟友与文学同道石崇在洛阳城郊的园林别墅，与河阳县隔黄河相望。石崇是著名富豪，对金谷园的打造不遗余力，自称“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其中的“众果”，应包括桃树。

中古洛阳屡遭兵燹，城内外的园林营造则不断推陈出新，其间桃树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孝文帝迁洛后营造的华林园中，“有仙人桃，其色赤，表里照彻，得霜即熟”，据说即是王母蟠桃的人间变种。

桃树，以其丰硕的果实闻名，却不宜孤立种植，而需连绵成片，形成林海。这份春天的瑰宝，自唐朝延续至今，在洛阳城内外，无数座桃园如珍珠般点缀，它们在青翠的飞檐翘角与绵延的烟树之间，织就了一幅幅绚烂的红霞画卷。若站在白居易曾居住的香山之巅，极目远眺，那河阳的花海在天地交界处翻涌，宛如一股压倒性的芬芳氤氲，令人心旷神怡。

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推测，当少年时期的王维创作《桃源行》这首七言古诗，向陶渊明致敬并写下“两岸桃花夹古津”的诗句时，他的想象中可能正是洛阳与伊水两岸那壮丽的春日风光，那正是《洛阳女儿行》中所描绘的，廊下檐前盛开的绚丽桃花景象。